歷史的用處？

歷史，究竟是怎樣一種學問？研究了它，究竟有什麼用處呢？

這個問題，在略知學問的人，都會毫不遲疑地作答道：歷史是前車之鑑。什麼叫做前車之鑑呢？他們又會毫不遲疑地回答道：昔人所為而得，我可以奉為模範；如其失策，便當設法避免，這就是所謂「法戒」。這話驟聽似是，細想就知道不然。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？所謂相同，都是察之不精，誤以不同之事為同罷了。遠者且勿論。歐人東來以後，我們應付他的方法，何嘗不本於歷史上的經驗？其結果卻是如何呢？然則歷史是無用了麼？而不知往事，一意孤行的人，又未嘗不敗。然則究竟如何是好呢？

歷史雖是記事之書，我們之所探求，則為理而非事。理是概括眾事的，事則只是一事。天下事既沒有兩件真正相同的，執應付此事的方法，以應付彼事，自然要失敗。根據於包含眾事之理，以應付事實，就不至於此了。然而理是因事而見的，合事而求理，無有是處。所以我們求學，不能不顧事實，又不該死記事實。

要應付一件事情，必須明白它的性質。明白之後，應付之術，就不求而自得了。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質，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。一個人，為什麼會成為這樣子的一個人？譬如久於官場的人，就有些官僚氣；世代經商的人，就有些市儈氣；向來讀書的人，就有些迂腐氣。難道他是生來如此的麼？無疑，是數十年的做官、經商、讀書養成的。然則一個國家，一個社會，亦是如此了。中國的社會，為什麼不同於歐洲？歐洲的社會，為什麼不同於日本？習焉不察，則不以為意，細加推考，自然知其原因極為深遠複雜了。然則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？然而以往的事情多著呢，安能盡記？社會上每天所發生的事情，報紙所記載的，奚啻億兆京垓分之一。一天的報紙，業已不可遍覽，何況積而至於十年、百年、千年、萬年呢？然則如何是好？

須知我們要知道一個人，並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，通統都知道了，記牢了。我，為什麼成為這樣一個我？反躬自省，總是容易明白的，又何嘗能把自己以往的事，通統記牢呢？然則要明白社會的所以然，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，全數記得，只要知道「使現社會成為現社會的事」就夠了。然而這又難了。

任何一事一物，要詢問它的起源，我們現在，不知所對的很多。其所能對答的，又十有八九靠不住。然則我們安能本於既往，以說明現在呢？

這正是我們所以愚昧的原因，而史學之所求，亦即在此。史學之所求，不外乎 (一) 搜求既往的事實，(二) 加以解釋，(三) 用以說明現社會，(四) 因以推測未來，而指示我們以進行的途徑。

往昔的歷史，是否能肩起這種任務呢？觀於借鑒於歷史以應付事實導致失敗者之多，無疑的是不能的。其失敗的原因安在呢？列舉起來，也可以有多端，其中最重要的，自然是偏重於政治的。翻開二十五史來一看（從前都說二十四史，這是清朝時候，功令上所定為正史的。民國時代，柯劭忞所著的《新元史》，業經奉徐世昌總統令，加入正史之中，所以現在該稱二十五史了），所記的，全是些戰爭攻伐，在廟堂上的人所發的政令，以及這些人的傳記世系。昔人稱《左傳》為相斫書；近代的人稱二十四史為帝王的家譜，說雖過當，也不能謂其全無理由了。單看了這些事，能明白社會的所以然麼？從前的歷史，為什麼會有這種毛病呢？這是由於歷史是文明時代之物，而在文明時代，國家業已出現，並成為活動的中心，常人只從表面上看，就認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，至少是社會現像中最重要的一項了。其實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。政治的活動，全靠社會做根底。社會，實在政治的背後，做了無數更廣大更根本的事情。不明白社會，是斷不能明白政治的。所以現在講歷史的人，都不但著重於政治，而要著重於文化。

何謂文化？向來狹義的解釋，只指學術技藝而言，其為不當，自無待論。說得廣的，又把一切人為的事，都包括於文化之中，然則動物何以沒有文化呢？須知文化，正是人之所以異於動物的。其異點安在呢？凡動物，多能對外界的刺激而起反應，亦多能與外界相調適。然其與外界相調適，大抵出於本能，其力量極有限，而且永遠不過如此。人則不然。所以人所處的世界，與動物所處的世界，大不相同。人之所以能如此，(一) 由其有特異的腦筋，能想出種種法子；(二) 而其手和足的全然分開，能製造種種工具，以遂行其計劃；(三) 又有語言以互相交通，而其擴大的即為文字。此人之所知，所能，可以傳之於彼；前人之所知，所能，並可以傳之於後。因而人的工作，不是個個從頭做起的，乃是互相接續著做的。不像賽跑的人，從同一地點出發，卻像驛站上的驛夫，一個個連接著，向目的地進行。其所走的路線自然長，而後人所達到的，自非前人所能知了。然則文化，是因人有特異的禀賦，良好的交通工具，所成就的控制環境的共業。動物也有進化的，但它的進化，除非改變其機體，以求與外界相適應，這是要靠遺傳上變異淘汰等作用，才能達到其目的的，自然非常遲慢。人則只須改變其所用的工具，和其對付事物的方法。我們身體的構造，絕無以異於野蠻人，而其控制環境的成績，卻大不相同，即由其一為生物進化，一為文化進化之故。人類學上，證明自冰期以後，人的體質，無大變化。埃及的屍體解剖，亦證明其身體構造，與現今的人相同。可見人類的進化，全是文化進化。恆人每以文化狀況，與民族能力，並為一談，實在是一個重大的錯誤。遺傳學家，論社會的進化，過於重視個體的先天能力，也不免為此等俗見所累。至於有意誇張種族能力的，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謂進化，將返於生物進化了。從理論上說，人的行為，也有許多來自機體，和動物無以異的，然亦無不披上文化的色彩。如飲食男女之事，即其最顯明之例。所以在理論上，雖不能將人類一切行為，都稱為文化行為，在事實上，則人類一切行為，幾無不與文化有關係。可見文化範圍的廣大。能了解文化，自然就能了解社會了 (人類的行為，源於機體的，只是能力。其如何發揮此能力，則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)。

全世界的文化，到底是一元的？還是多元的？這個問題，還非今日所能解決。研究歷史的人，即暫把這問題置諸不論不議之列亦得。因為目前分明放著多種不同的文化，有待於我們的各別研究。話雖如此說，研究一種文化的人，專埋頭於這一種文化，而於其餘的文化，概無所見，也是不對的。因為 (一) 各別的文化，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；(二) 而世界上各種文化，交流互織，彼此互有關係，也確是事實。文化本是人類控制環境的工具，環境不同，文化自因之而異。及其興起以後，因其能改造環境之故，愈使環境不同。人類遂在更不相同的環境中進化。其文化，自然也更不相同了。文化有傳播的性質，這是毫無疑義的。此其原理，實因人類生而有求善之性(智) 與相愛之情(仁) ，所以文化優的，常思推行其文化於文化相異之群，以冀改良其生活，共謀人類的幸福（其中固有自以為善而實不然的，強力推行，反致引起糾紛，甚或釀成大禍，宗教之傳布，即其一例。但此自誤於愚昧，不害其本意之善) 。而其劣的，亦恆欣然接受 (其深閉固拒的，皆別有原因，當視為例外)。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織的原因。而人類的本性，原是相同的。所以在相類的環境中，能有相類的文化。即使環境不同，亦只能改變其形式，而不能改變其原理 (正因原理之同，形式不能不異；即因形式之異，可見原理之同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)。此又不同的文化，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。以理言之如此。以事實言，則自塞趨通，殆為進化無疑的軌轍。試觀我國，自古代林立的部族，進而為較大的國家；再進而為更大的國家；再進而臻於統一；更進而與域外交通，開疆拓土，同化異民族，無非受這原理的支配。轉觀外國的歷史，亦係如此。今者世界大通，前此各別的文化，當合流而生一新文化，更是毫無疑義的了。然則一提起文化，就該是世界的文化，而世界各國的歷史，亦將可融合為一。為什麼又有所謂國別史，以研究各別的文化呢？這是因為研究的方法，要合之而見其大，必先分之而致其精。況且研究的人，各有其立場。居中國而言中國，欲策將來的進步，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。即以迎受外來的文化而論，亦必有其預備條件。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，是無從定其迎拒的方針的。所以我們在今日，欲了解中國史，固非兼通外國史不行，而中國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。

人類以往的社會，似乎是一動一靜的。我們試看，任何一個社會，在以往，大都有個突飛猛進的時期。隔著一個時期，就停滯不進了。再閱若干時，又可以突飛猛進起來。已而復歸於停滯。如此更互不已。這是什麼理由？解釋的人，說節奏是人生的定律。個人如此，社會亦然。只能在遇見困難時，奮起而圖功，到認為滿足時，就要停滯下來了。社會在這時期就會本身無所發明；對於外來的，亦非消極的不肯接受，即積極地加以抗拒。世界是無一息不變的(不論自然的和人為的，都係如此)。人，因其感覺遲鈍，或雖有感覺，而行為濡滯之故，非到外界變動，積微成著，使其感覺困難時，不肯加以理會，設法應付。正和我們住的屋子，非到除夕，不肯加以掃除，以致塵埃堆積，掃除時不得不大費其力一樣。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亂的真原因。倘使當其漸變之時，隨時加以審察，加以修正，自然不至於此了。人之所以不能如此，昔時的人，都以為這是限於一動一靜的定律，無可如何的。我則以為不然。這種說法，是由於把機體所生的現象，和超機現象，並為一談，致有此誤。須知就一個人而論，勞動之後，需要休息若干時；少年好動，老年好靜，都是無可如何之事。社會則不然。個體有老少之殊，而社會無之。個體活動之後，必繼之以休息，社會則可以這一部分動，那一部分靜。然則人因限於機體之故，對於外界，不能自強不息地為不斷的應付，正可藉社會的協力，以彌補其缺憾。然則從前感覺的遲鈍，行為的濡滯，只是社會的病態 (如因教育制度不良，致社會中人，不知遠慮，不能預燭禍患；又如因階級對立尖銳，致寄生階級不顧大局的利害，不願改革等，都只可說是社會的病態)。我們能矯正其病態，一治一亂的現象，自然可以不復存，而世界遂臻於郅治了。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最大的希望。

馬端臨的《文獻通考·序》，把歷史上的事實分為兩大類：一為理亂興亡，一為典章經制。這種說法，頗可代表從前史學家的見解。一部二十五史，拆開來，所謂紀傳，大部分是記載理亂興亡一類的事實的，志則以記載典章經制為主（表二者都有）理亂興亡一類的事實，是隨時發生的，今天不能逆料明天。典章經制，則為人預設之以待將來的，其性質較為持久。所以前者可稱為動的史實，後者可稱為靜的史實。史實確乎不外這兩類，但限其範圍於政治以內，則未免太狹了。須知文化的範圍，廣大無邊。兩間的現象，除(一) 屬於自然的；(二)或雖出於生物，而純導原於機體的，一切都當包括在內。它綜合有形無形的事物，不但限制人的行為，而且陶鑄人的思想。在一種文化中的人，其所作所為，斷不能出於這個文化模式以外，所以要講文化史，非把昔時的史料，大加擴充不可。教育部所定大學課程草案，各學院共同必修科，本有文化史而無通史。後又改為通史，而註明當注重於文化。大約因為政治的現象，亦不可略，怕改為文化史之後，講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項之故，用意固甚周詳。然大學的中國通史，講授的時間，實在不多。若其編制仍與中學以下同，所講授者，勢必不免於重複。所以我現在，換一個體例。先就文化現象，分篇敘述，然後按時代加以綜合。我這一部書，取材頗經揀擇，說明亦力求顯豁。頗希望讀了的人，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現象，略有所知，因而略知現狀的所以然；對於前途，可以預加推測；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為，可以有所啟示。以我之淺學，而所希望者如此，自不免操豚蹄而禍篝車之誚，但總是我的一個希望罷了。

(原文引錄自：呂思勉著《中國通史》緒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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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感想】重讀呂思勉先生的《中國通史》，感慨良多。歷史是一面鏡子，鑑古知今。不讀史，何以汲取教訓、知所改善？歷史為何總是「重蹈覆轍」，有如魔咒？作為中國人，更應熟知中國史；對國史全無認識，遑論談甚麼愛國之情？中國歷史科不被重視，反將吹水瞎扯的通識課作為必修，這是本末倒置。讀史，已是最好的「國民教育」，何需硬推？